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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 I “我们是总理的学校”——李传松谈周恩来总理与二外的渊源
时间:2018-04-10 来源:北二外HND项目中心 作者:HND 点击:791 次

李传松讲述二外建校历史与发展历程


   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欧14国,深感外事渐多而人才严重不足。同年3月,在对外文委工作的李传松参与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筹建工作。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二外于1964年10月24日成立。李传松见证了二外创建初期的历史以及周恩来总理与二外之间的点滴故事。


人物时光记

   李传松,1932年出生,浙江上虞人,教授。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1955年至1964年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后更名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德语翻译。1964年3月参与筹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2009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证书。编著《德汉技术词典》、《德汉电子计算机词汇》、《与祖国风雨同舟:当代中国留学人员创业简史》、《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等,译(含合译)有《门采尔的素描艺术》、《中国的大时代——罗生特在华手记》等作品。





   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把中国外交比作一只展翅飞翔的鸟,把对外文化和对外贸易比作鸟的两个翅膀。20世纪50、60年代,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下设立了三个外事部门:外交部、外贸部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下简称“对外文委”)。

   1963年10月下旬,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来中国商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总理认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将迎来大发展。他指示对外文委创办一所外语院校。在邓小平的指示下,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高教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1964—1970)》,二外是这个规划中第一所新建院校。

   周总理对二外是非常关心的,二外的校名是总理亲自起的,总理还对二外的办学思路提出详细的要求:要有很好的校风,有很好的积极性,学的外语要非常务实。二外从筹备到开学仅用了半年时间,这在全国高校建校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些都离不开党和国家,尤其是周总理的关怀。

   这就是二外的开始。


1966年7月,周恩来总理来二外视察并报告




    陈毅副总理说搞这个学校要“一气呵成、当年招生”,1964年9月就要开学,所以筹备时间很紧。

    当时二外负责人去一些学校要老师,主要是去北大和北外。当时北外的副院长李隶华很坦率地说:“老师不能给,因为我们自己的师资很紧张。但是我能保证把下一批毕业生里最好的全部给你们二外。”

    后来北外就把诸如朱正、戚文琴、李健鸣这批毕业生给了二外,北大也把蔡若明、吕龙根、赵华智等毕业生给了二外。

    当时这位二外外语师资的主体——新华社外文干校的师资是非常强的,他们之中有不少翻译界的佼佼者,如《第三帝国的兴亡》的译者董乐山、《巴黎圣母院》的译者管震湖,还有郑德芳、何江、王文炯等。

    所以二外成立初期的师资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外文委的翻译、新华社外文干校的教师和从各单位调入人员;二是聘请的外籍教师;三是高校的毕业生。当时有句话叫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看,全国人民学解放军”,二外最开始成立的四个系的副主任都是解放军专业的校官。

    当时,对外文委按照惯例拟为这所新学校定名为“对外文化学院”,周总理认为这个惯例应打破。他说校名就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有的同志认为叫“第二”好像不怎么好。总理说第二有什么不好,巴黎有巴黎第二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还有第二炮兵,二炮还是主线部队,后来学校的校名就定下来了。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1964—1970)》提出要在7年时间培养上万名初级翻译,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做贡献,所以二外当时的招生都是按机密级的,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工人、贫下中农或者革命干部的子弟。

   刚开始时,二外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强调向解放军学习,老师晚上九点钟下班,所以二外在当时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



   一般学校都是先召开成立大会,然后再正式上课。二外则是1964年9月14日开学上课,把学校成立大会放在10月下旬举办,而且举办了两次成立大会。第一次是在10月22日,第二次是在10月24日。

   10月22日,陈毅副总理亲自参加大会,讲了三个多小时,谈了许多实质性问题。陈老总先讲的是国内外形势问题,然后他讲了外语教学问题。他第一个先讲为什么要办外语学校,陈毅说:“要把这个学校办成为一个党校式的学校。对学生的政治方面要用高标准要求。”

   第二个说光有政治还不行,业务一定要上去。他用飞行员打了个比方,说如果政治不好,你把飞机开到台湾去了,如果业务不好,你飞机开上去掉下来了,都不行。

   陈毅的报告里对于外语学习讲了非常多的理论。他特别指出,学外语一定要奋发图强。他说,外语要真正学好,就要花深工夫。要学外语,一定要课内与课外结合,书本和社会结合,要有实践。

   陈毅主张学外语的学生不但要学政治,还要学文学,至少要掌握3000个单词等。这个报告后来被教育部作为文件下发。

   陈毅的讲话对二外的教学影响很大,是学校后来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二外将他的讲话概括成三句话:“听说领先、读写跟上、五会并举”,就是听、说、读、写、译都要管。


1964年10月22日,陈毅副总理(左)在二外开学典礼上作报告




   周总理是我国伟大的领导人之一,就像《人民日报》在周总理诞辰100周年时说的“他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二外是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建立起来的,总理对二外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学校的筹建工作上,他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保护二外的。

   1966年7月24日、25日、26日、27日、28日,周总理一连五天来到二外。他第一次来到学校是早晨五点钟,陪同他来的两个同志说,那天总理一夜未睡,来之前还给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写了信。

  周总理为人有个特点,处处为别人考虑,不管你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普通学生。比如大家都想看总理,都往前挤,总理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挤,你们是要见我嘛,我站在高一点的地方。”现在校园里矗立总理塑像的那个地方原来是个稍微高些的小平台,总理就站在上面。



周恩来总理在二外礼堂坐过的的凳子

   1964年7月28日中午,周总理在二外学生食堂和西阿系学生坐在一桌一起吃午饭,周总理对粮食的珍惜给学生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食堂炊事员为总理做了一碗汤,总理给桌上的每位同学都分了一些。饭后,总理秘书高振普代总理交饭费时,周总理专门提醒他不要忘了交汤钱。



周恩来总理在二外用餐时用的碗筷


   在周总理亲自抓的编写外语词典、开办外语广播、举办外语电视讲座方面,虽然二外当时是所创办时间较短的院校,但总理都指示要二外派人参加。

   不光如此,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许多外语院校都被“四人帮”砍掉了,但周总理明确表态:“别的学校我不管,二外这所学校我要!你们没有人要我要!”

   1972年1月,北京语言学院整体并入二外;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该校外语系教工分配到二外。文革期间,对外派出的留学生名额也是很有限的,但几乎每一次派留学生,总理都说给二外一个名额。在文革期间,二外大概派出了近50名留学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二外是总理创办的学校,二外人对总理的感情是不一般的。文革期间的“童怀周”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半个世纪过去了,二外经历了许多发展变化,但不管任何时期,二外人始终对周恩来总理都怀有无限的思念与崇敬之情。在二外矗立的周总理铜像前瞻仰的师生不断,每年3月5日周总理诞辰,二外都要举办纪念活动。

   周总理精神是二外宝贵的精神财富,二外人不管身在国内外都在怀念着周总理,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学习周总理精神更是二外人走向新起点的精神源泉与动力。